“我的家在山芭，有山又有水，有树又有花，山芭风景好，我们都爱她。”
这是一首小时候常念的童谣。长大后，对「家」的观念，随着新社会理论崛起，特别是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对位置 (Position) 与秉性 (Disposition) 的辩证，开始有了理解与认知。意识到我这居住者的根柢，涵盖着许多层的栖息与旅迹。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习而未察地容让也在成长的山芭来形塑，此时回眸，有着其特定的意义。因为我对这个「家」唯一能回馈的，是为着她将来的后续发展，讲述我的故事。
我是离散、寓居华人的后裔 (Descendant of Chinese Diaspora)
「迁移、本土化与交流是相关的。随着迁移和定居就有本土化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人类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定居下来，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地方的人民。」- 陈志明教授 （马来西亚出生的人类学家）「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主要人口由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 徐冠林博士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校长）
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有大量的中国人离散或寓居海外。虽然其中不乏商贾，但是大多是劳作群 （如小商贩、种植园工人、矿工等）。我的父亲正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波移民高潮的时候，开始他的离散生活。1937年，祖籍金门后浦的父亲与家人，为了逃避日军，一同来到厦门，并从那里坐船南下到印尼中爪哇的北加浪岸 (Pegalongan) 。后来再迁移到直葛 (Tegal)。二战结束后，祖父便带着我父亲，一家十口，于1945年底来到新加坡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