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樟山 - 船儿啊你别摇！

父亲生前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在华侨中学当学生议会代表。新中国成立时，学生议会打电报祝贺，由他率领在校园内升五星旗，结果不但被校方开除，还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拘留在棋樟山。因为祖父陈永福经商致富，除了聘请著名律师辩护，让父亲获得假释外，也在父亲被囚禁期间，用金钱疏通拘留营的负责人，使父亲受到良好的待遇。父亲说他第一次尝到美味的英式早餐是在拘留所里。

棋樟山位于新加坡本岛以南 6.5公里。原名“鹿鸣岛”（Pulau Sakijang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因为这小岛曾是一个信号站，山岭上的旗杆常挂着好多做为信号的旗帜，所以又被当地的马来人称为“旗岛”（Pulau Bendera）。如今这小岛普遍的名称乃圣约翰岛 (St. John's Island) 。写到这里，不禁一笑，想到父亲竟然和老约翰有这么一个关联。

1948年间，英殖民政府在棋樟山设立一个拘留所，以监禁一些在紧急法令下被扣留的政治犯。

「在受英文教育的亚洲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挺身而出一捍卫亚洲人的平等地位。当时我不晓得许多华文教育的人，并未融入殖民制度之中。他们的教师来自中国，他们并不承认白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受的思想上的影响，并不要求他们接受英帝国的价值观和使命。我到战后才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p.59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正如在战争时期他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那样，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的根源。p97-98」- 李光耀 《回忆录 1923-1965》

二战后，华校生反殖民、亲中国的成因有很多：1. 一直以来，华侨社会在岛上自力更生，有着自己一套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体系。对于他们而言，“祖国”是他们永远的家乡。新加坡的晚晴园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整个东南亚华人革命党的总基地。纪念馆中，有一幅巨型油画《华侨是革命之母》，画的是1907年孙中山在新加坡向当地矿工和胶工宣扬革命思想的场面。足见华侨与中国不可磨灭的关系。2.殖民政府寄望通过教育，培养具有忠于英国的殖民地思想，更试图以英文教育取代民族母语教育，也因此营造了两极社会：英文社会与非英文社会。二战后，英国人与马共在政治领导权上的斗争，使英国人杯弓蛇影，将华文教育者视为共产党或华文沙文主义者。以颠覆分子的罪名，将马来亚上万名华人知识分子，包括教师，报人，作家等文化工作者遣返中国大陆。加深华校生反英的情绪。3.二战后，英国人因向日军投降而声望下降。加上战后经济萧条，市场不景，华校生在就业与经济上遭到不平等待遇，是以对殖民政府嗤之以鼻，而对新中国充满了梦想与期待。

照片来源:

http://www.guidegecko.com/day-trips-2/c,80

http://islandcruise.com.sg/site/index.php?id=17&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

海峡华人

“告诉我们的贵宾，新加坡没有华侨。”

以上是李光耀在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致欢迎词中的一句话，里头带着很浓厚的国族意识。然而当我父亲刚抵达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马六甲以及槟城，仍隶属海峡殖民地。所以，他的身份是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 不是新加坡人。

海峡华人中有明朝 （15世纪）或更早迁移到这里来华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多为商人.有些与当地的土族妇女通婚。康熙56年（1717年），满清政府因为担心这些居住在海外的汉人会联合起来反清，就实行了南洋禁航令。除了禁止商船到南洋外，也颁布了一条谕令：“所去之人留在国外，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一月，仍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这迫使许多华人滞留在东南亚, 并在此落地生根。这些「土生（华人）」(Paranakan)，或「海峡（土生）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Baba) 根据黄慧敏在《新马峇峇文学的研究》中所搜集到的文献显示，土生华人的定义是:

1.在海峡殖民地出生。
2.自认为是「华裔英国子民」。
3.个人主要继承父方（华人）的文化传统与特质，同时也受当地住民的生活习惯影响。

土生华人在英国人与马来土著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通晓多种语言，也与祖籍国家有所疏离，因此很受英政府的重用，担任国家行政和公务员要职,、效忠英女王。因此他们有另一个称号，叫“King's Chinese ” （国王的华人）。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有号称「海峡三杰」的宋旺相、林文庆和李光耀。

土生华人注重教育,在新加坡,除了有殖民地政府和教会开办的学校外,土生华人也积极地创建学校,这包括了莱佛士书院 (Raffles Insttitution，1824)，莱佛士女校（Raffles Girls’School，1844），英华学校(Anglo Chinese School，1886)与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899）等。

另一类海峡华人就是我父亲的家庭, 有属于自己的想象共同体 - 华侨社会。 华侨社会在当时有其“三大支柱”（“三宝”）: 华侨社团、华侨中文报刊与华侨学校（“侨团、侨报、侨校”）.还有基于地缘、血缘、业缘基础的各类同乡会馆、宗亲会馆、同业公会。(最为著名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侨也很重视教育.他们所开办的学校包括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19)以及南洋大学(1956)。所建的学校全新马约有1680所。

我的父亲移居新加坡不久后,就进入华侨中学就读.

主要资料来源: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4580/5/59005105.pdf (15/10/2010 浏览）

http://www.fjsen.com/fjxy/qsgc/qsgc4.htm (15/10/2010 浏览)

抵达之谜

「疆界不是某物终止之处，而是，按希腊人公认的解释，某物开始显形之所在。」
                                                           - 海德格尔，《筑·居·思》
"A boundary is not that at which something stops but, as the Greeks recognized, the boundary is that from which something begins its Presencing.”
                                                        - Martin Heidegger,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奈保尔 (V. S. Naipaul) 的《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写的是带着殖民背景的主角来到英国威尔特郡乡村扎根的故事。而我父亲却是带着祖源文化来到了英国的殖民地扎根。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后，就受英国的管治直到1959年6月3日取得自治权，成为自治邦为止，前后长达140年，间中曾有3年零8个月因遭日军占领（1942年2月5日至至1945年9月12日）而中断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拥有武装的政权机构，如何在亚洲进行商业垄断贸易和殖民扩张的不光彩历史，有必要在记述莱佛士的功绩时一并记录在案。按马来西亚的历史记录，莱佛士是用欺骗的手段取得新加坡的。为了获得治理权，将新加坡建立成一个自由贸易港，莱佛士不惜推翻了当时在位的苏丹，另立苏丹之弟为名义上的统治者。

英帝国的欺势凌人还可从莱佛士如何因看上可以俯视新加坡河口的福康宁山，选择在这座马来人视为禁地之丘 (Forbidden Hill)、为祖先苏丹皇室的所在地（新加坡最后一位苏丹依斯干达沙 Iskandar Shah 便安葬在靠近山顶处）大兴土木。在此地建住所与总督府（故福康宁亦俗称“皇家山”或“升旗山”Government Hill）。

因着迁移之故，我认为身份的求索与认同，是父亲接下来一连串遭遇的主要起因。

我的家

“我的家在山芭，有山又有水，有树又有花，山芭风景好，我们都爱她。”

这是一首小时候常念的童谣。长大后，对「家」的观念，随着新社会理论崛起，特别是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对位置 (Position) 与秉性 (Disposition) 的辩证，开始有了理解与认知。意识到我这居住者的根柢，涵盖着许多层的栖息与旅迹。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习而未察地容让也在成长的山芭来形塑，此时回眸，有着其特定的意义。因为我对这个「家」唯一能回馈的，是为着她将来的后续发展，讲述我的故事。

我是离散、寓居华人的后裔 (Descendant of Chinese Diaspora)

「迁移、本土化与交流是相关的。随着迁移和定居就有本土化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人类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定居下来，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地方的人民。」- 陈志明教授 （马来西亚出生的人类学家）

「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主要人口由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 徐冠林博士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校长）

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有大量的中国人离散或寓居海外。虽然其中不乏商贾，但是大多是劳作群 （如小商贩、种植园工人、矿工等）。我的父亲正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波移民高潮的时候，开始他的离散生活。1937年，祖籍金门后浦的父亲与家人，为了逃避日军，一同来到厦门，并从那里坐船南下到印尼中爪哇的北加浪岸 (Pegalongan) 。后来再迁移到直葛 (Tegal)。二战结束后，祖父便带着我父亲，一家十口，于1945年底来到新加坡定居。